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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房音律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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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12-18 01:12:2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京房(公元前77~前37),中国汉代律学家,易学“京氏学”的开创者。东郡顿丘(河南省清丰西南)人,本姓李,字君明,改姓原因不明,史传只说他“推律自定为京氏”。曾就学于孟喜门人《易》学家焦延寿,元帝时立为博士,有志于革除朝政弊端,因劾奏石显之党而被杀。

  京房在律学史上是一个上承先秦、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人物。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推演三分损益法而成的、扩大应用变律的“六十律”学说,同时提出了否定管律、采用弦律的理论与方法。这对于秦汉以来独尊三分损益十二正律、独尊管律的传统是一种重大的突破,因此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。

  中国律学史上早就存在先秦已经使用变律的说法,但从文献记载上看,在京房以前并无使用变律的确证。至20世纪70年代,由于古乐器的乐律研究之进展。始知先秦确曾广泛应用变律,原非纯用三分损益十二正律。但就西汉时先秦钟律的失传与京房变律限用三分损益法来说,“六十律”都不是单纯地因袭旧法,而是一种创造。

  京房变律的生律法是自十二正律中的最后一律“仲吕”起,继续采用三分损益法产生第十三律“执始”,用同一方法产生各律至第六十律“南事”止;借其中第五十四律“色育”只比出发律黄钟高出3.61音分,解决了“色育”均七音在听觉上合于黄钟均七音的旋宫难题。

  京房的立说根据中有些附会之说,来源于焦延寿“分六十卦,更值日用事”(《前汉书·列传》)的理论。

  “分六十卦”,按京房自己的说法是:“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,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”;“值日用事”,则为古代律历相通之说:“以六十律分期之日,黄钟自冬至始,及冬至而复”(均见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),使六十律各当5~8日不等,周而复始,可合366天一年之数。这些附会于八卦、历法的部分,比起他在律学上的实质性的创造只是一件神秘主义的外衣,后世的律学家有人在东汉至南北朝间发展了他的卦、历之说,推演为律管的“候气”试验;但更多的律学家则接受了京房律法的合理核心,从他的创造性中得到启发,在中国律学史上引起了多方面的探索。

  京房的六十律直接引起了对待变律问题的 3种不同主张。第1种是六十律的简化,即在十二正律之外限用六个变律;第2种是六十律的继续扩展:南朝钱乐之、沈重从六十律扩展为三百六十律就是极端的例子;第3种是六十律的否定,南朝宋何承天至唐祖孝孙、五代王朴诸家的主张则是在否定三分损益变律的基础上化繁为简,复归于十二律的制度,从而确立了探寻平均律的新倾向。因此,先秦钟律失传以后,从汉代到宋代凡有关律制与旋宫法上的种种探索,几乎尽在京房六十律所提出各种问题的包容之中。上举诸家之说,直接、间接都有京房的重大影响。

  京房在律学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他提出的“竹声不可以度调”(律管的发音不能为一定调高提出度量的数据)之论。这个论点明确表示未作管口校正的律管长度不足以用作准确数据;除黄钟一管可用作音高标准外,包括黄钟律在内的比率数据,均应采用律准的弦长数据为准。这是律学史上首次阐明弦律与管律问题的重大成就。

  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所载京房管律数据,只是以弦律数据为准的反映,既不意味着京房不懂管律与弦律的区别,更不意味着京房已经明确解决了管口校正问题。京房的成就在于提出了管律问题,并由此产生了律学史上的影响,出现了使用正律器的3种途径。第1种是遵用弦律。直接继承了京房弦准传统的是北魏陈仲儒;律学史上沿着这一途径而发展的则有五代的律准。第 2种是改造管律。晋代出现了用经验方法解决管口校正问题的笛律。第 3种即京房本人采用的、以弦律为准而虚拟管律的做法。南朝梁武帝的“四通”(四具弦准)十二笛(十二支律管),所谓“用笛以写通声”的方法,本质上应用了京房的原则。京房在管律弦律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如他的“六十律”一样,在中国律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,成为后起诸家极富启发意义的同一发端。

  东汉马融《长笛赋》还记述了京房改进西北民族乐器“羌笛”的事例,“京君明贤识音律,故本四孔加以一。君明所加孔后出,是谓商声五音毕”。说明京房不仅精通《易》学,长于辩证思维,善于抓住律学问题上各种对立统一事物的关键,从而可在正、反诸方启发后世;而且还重视音乐实践,具体到在乐器制作上也曾作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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